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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河娱乐场: 徐善曾:我的祖父徐志摩,一生诗意多情志在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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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“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,不要惶惑,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,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,诞妄的巨体的叫唤,拥积的时尚与无意识,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。”
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,泰戈尔在清华园演讲一幕令人印象深刻,台下黑压压的倾听者,虔诚的目光,以及因此而决定人生方向的年轻人,浸染着一股理想主义的青春气息。而站在旁边,担任泰戈尔此次访华专职联络人与翻译的徐志摩,却正陷于精神状态极为复杂的时期。

在英国留学期间,徐志摩结识了16岁的林徽因,并很快坠入爱河。后林徽因回国,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,回国追随林徽因,但同时又频繁与张幼仪通信。作为徐志摩老师的梁启超也不能理解,忍不住批评:“今闻弟归后尚通信不绝,且屡屡称誉,然则何故有畴昔之举?真神秘不可思议矣。”

当然,梁启超批评徐志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:他打算把自己的儿子——梁思成和林徽因撮合在一起。林徽因是梁启超亲自挑定的儿媳妇,因此,他对徐志摩继续纠缠林徽因感到非常不满,他建议徐志摩重新考虑他对林徽因的感情,并希望他能浪子回头,潜心于学问和实业。

但他又很珍惜爱徒徐志摩的才华,在工作、生活上处处照顾。泰戈尔访华时,梁启超安排徐志摩伴随左右,在此期间,徐志摩受到万众瞩目,可谓声名鹊起,然而好景不长,泰戈尔的思想也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,由于徐志摩全力维护泰戈尔,他也受到了猛烈抨击。

泰戈尔北上至京后,林徽因成了她的另一个助手,徐志摩终于可以日日陪伴在林徽因左右了。当时有一位作家写道:“林小姐人艳如花,和老诗人挟臂而行,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,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。”

但林徽因对徐志摩依旧冷若冰霜,这个“一身诗意”的女子,这个仿佛是爱与美化身的女子,就像苍穹之上的星辰,可望而不可即。泰戈尔听说徐志摩和林徽因曾经相恋,但因为家长包办婚姻无法再续前缘,写了一首诗“天空的蔚蓝/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/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/ 唉”。

以下内容摘自《志在摩登:我的祖父徐志摩》,感谢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。

造化弄人

1922年10月15日,徐志摩乘船抵达上海。这时距他在柏林和张幼仪离婚已有数月之久,距他远赴克拉克学院更是已隔四年。上岸之后,他返回家乡硖石看望父母。根据张幼仪的回忆,徐家此番团聚可谓悲喜交加,父母见到儿子留洋归来,自然感到高兴;但一听到儿子和儿媳离婚了,他们在“震惊之余又困惑难当,感觉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,被儿子的行为深深伤害”。

惴惴不安地见过父母之后,徐志摩立即动身赶往北京寻访林徽因。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结交北京文化界的同侪。那时,北京是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。到了北京,他发现导师梁启超打算把自己的儿子——梁思成和林徽因撮合在一起,并已向林家提出了婚约。有意思的是,梁启超和林长民都是以思想进步的改革派著称,但一到儿女的亲事,他们还是向包办婚姻的千年传统低下了头。

林徽因是梁启超亲自挑定的儿媳妇,因此,他对徐志摩继续纠缠林徽因感到非常不满。虽然梁林两家并无正式的婚约,但这两个名门望族都乐得促成这对小儿女的婚事,并把真心追求林徽因的徐志摩视作插足的第三者。

1923年1月2日,梁启超给徐志摩写了一封长信,他盛赞了爱徒徐志摩的才华,称几乎将徐志摩当自家的子嗣看待,舐犊之情溢于言表。但梁启超也建议徐志摩重新考虑他对林徽因的感情,并希望他能浪子回头,潜心于学问和实业。梁启超写道:

志摩,当知人生树立甚难,消磨甚易,如志摩之年,实一生最可贵之时期,亦最危险之时期也,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,挫折数次,生意尽矣,郁邑侘傺以死,死为无名;死犹可也,最可畏者,不死不生,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,呜呼。

张幼仪、徐志摩

在这封信中,梁启超也批评了离婚之后徐志摩与张幼仪的藕断丝连。柏林分别之后,他们仍有书信联系,在梁启超看来,虽然二人已经离婚,但仍是事实上的家人关系。梁启超写道:

吾昔以为吾弟与夫人(此名或不当,但吾愿姑用之)实有不能相处者存,故不忍复置一词。今闻弟归后尚通信不绝,且屡屡称誉,然则何故有畴昔之举?真神秘不可思议矣。

徐志摩的回信一反他平日的绮丽纤秾,文风雄健而激扬。他宣称,他的一生都要无愧于自己的信仰,他要以爱、自由与美指引自己的人生。而事实上,无论从哪个角度,当时的他都感到失望。他写道:

我之甘冒世之不韪,竭全力以斗者,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,实求良心之安顿,求人格之确立,求灵魂之救度耳。

人谁不求庸德?人谁不安现成?人谁不畏艰险?然且有突围而出者,夫岂得已而然哉?

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:得之,我幸;不得,我命。如此而已。

虽然徐志摩放出如此高调的言论,但林徽因对一往情深的徐志摩极为冷淡,而且她整日和梁思成谈情说爱,你侬我侬。显然,这个名门大家的千金小姐明白,自己的未来全系于现在的决定,嫁给大名鼎鼎的梁家公子,比嫁给这个前程未卜,还离过婚的男人要好得多。

这段时间,徐志摩写了一首名为《悲思》的诗,他试图寄情于自然之美,放下相思,以免跌进更深的绝望。在诗中,他写道:

悲思在庭前—

不;但看

新罗憨舞,

紫藤吐艳,

蜂恣蝶恋—

悲思不在庭前。

……

悲思莫非在我—

心里—

心如古墟,

野草不株,

心如冻泉,

冰结活源,

心如冬虫,

久蛰久噤—

不,悲思不在我的心里!

在这首诗中,徐志摩将现实主题和理想主义合而为一。终此一生,这都是他诗歌创作的鲜明风格。

虽然情路受阻,伤怀苦闷,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诗名日益显赫,他先后在《晨报副刊》《时事新报》等著名报刊上发表多篇作品,其中就有1923年3月在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的《康桥再会罢》。报社的排版工人不理解徐志摩的形式创新,将他笔断意连的分行和特意添加的标点全都删掉了,这让他大为窝火。

文化界的一些朋友给了徐志摩很大的帮助,其中助力最大的是他的恩师梁启超。虽然梁启超对徐志摩的私生活颇为不满,但他一如既往地栽培徐志摩这位高徒。彼时,梁启超与很多知名报刊多有交集,他推荐徐志摩去上海出任《时事新报》的编辑,这是个令人艳羡的职位,虽说最后徐志摩未能赴任。

梁启超任职于北京松坡图书馆之后,委任徐志摩管理其中的全部英文图书,并专门给他拨了一大笔经费,以购买西方的文艺图书。后来,梁启超与胡适、林长民等人决定邀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印度作家泰戈尔来华。鉴于泰戈尔已是63岁高龄,且是第一次来中国,所以,梁启超安排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尔,并给他做翻译。

名友双收

很多中国学者评论说,泰戈尔这位诗哲不仅是印度文学的名片,而且他也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。事实确实如此,泰戈尔曾多次宣称,自己一生的使命,就是在亚洲各个古老的文明之间建立更深切的联系。

方是时也,中国举国上下都在向西方寻求新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技和文化等思想,但一些思想家开始向仍为殖民地的印度寻求启示。最终,梁启超领衔的讲学社邀请泰戈尔来华,请他向中国人讲授他的学说观点。泰戈尔应允之后,各地的文化名流为他安排了长达六周的行程,这令国人应接不暇。

举国上下的文化界热切地盼望泰戈尔这位诗人来华。因为他素来推崇东方文明,因此不少人对他颇有好感。人们希望,他能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观念,并就中国、印度这样的国家,如何寻求国际身份提供其独特的视角。

2011年出版的《泰戈尔与中国》一书提道,泰戈尔这位印度哲人始终致力于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,以及两国共铸的兄弟情谊。他预言中印两国终将崛起,并都会在世界的舞台上拥有领导地位。他还指出,对精神和谐的追求都镌写于两国的文化内核中。因为印度传统的社会理想是vasudhaivakuntumbakam,意为“天下一家”,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夙愿便是“世界大同”。

泰戈尔访华

1924年4月12日,泰戈尔乘坐的客轮抵达上海。与他同行的还有英国人类学家、农业经济学家恩厚之,他是泰戈尔的英国事务秘书。除此之外,还有三位孟加拉人随行,其中包括梵文学者克什迪默汗·森,著名艺术家南答拉·博什以及作家、政治家卡里达·耐格议员。徐志摩和数百位慕名而来的学子一起,在上海滩的码头迎接泰戈尔一行的到来。

泰戈尔访华期间,徐志摩身兼专职联络人与翻译两职。他流利地在汉语和英语中相互转换,再加上其风趣幽默,诗情洋溢,泰戈尔对他更是青睐有加。泰戈尔说:“只需与徐志摩接触,你就能知道何为中国人的精神。”两位诗人,虽一老一幼却惺惺相惜。徐志摩后来写道,他在泰戈尔的身上发现了“最为和谐,境界最高的人格,在他身上,从古到今的印度文化一以贯之”。

其后不久,泰戈尔和徐志摩就开始写诗相和。一日,二人同游杭州,其时已天将薄暮,西子湖畔荷塘淼淼、菡萏依依,隔岸宝塔高耸、园林辉映。二人泛舟湖上,论艺作诗,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泰戈尔北上至京后,先后举办了六场讲座,徐志摩则贴身陪同,一起参加为欢迎泰戈尔而设的种种宴会。在北京文化界欢迎泰戈尔的晚宴上,梁启超旁征博引,一席致辞介绍了繁荣灿烂的印度文化,以为诗人泰戈尔接风洗尘。

在北京,泰戈尔又多了一位助手—林徽因。林徽因同样精通英语,因此她也为泰戈尔打开了另一扇文化之窗。林徽因还是泰戈尔的“拐杖”,老诗人泰戈尔年迈体衰,出入必有林徽因搀扶左右。泰戈尔鹤发鸡皮,白髯飘飘,与风华正茂的徐志摩、林徽因二人相映成趣。当时有一位作家写道:“林小姐人艳如花,和老诗人挟臂而行,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,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。”岁寒三友者,松、竹、梅也。

访华期间,恰逢泰戈尔63岁的生日。为给诗人泰戈尔庆生,随行人员决定排演泰戈尔于1914年写成的独幕剧《齐德拉》。该剧讲述了王子阿珠那爱上了美丽的公主齐德拉,并为此恳求国王将齐德拉许配给自己的故事。林徽因扮演齐德拉,徐志摩的朋友张歆海扮演阿珠那,徐志摩则扮演爱神。演出在北京的一个小礼堂举行,林徽因身着印度盛装,明艳不可方物。

正是在排演该剧的过程中,新月社初具雏形。因此,新月社的创办纪念日便被归于这次演出的日子。泰戈尔在台下看得极为投入,看到动情处,他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拥抱林徽因。老诗人泰戈尔听说徐志摩和林徽因曾经相恋,但被阻于婚姻的门槛之后,唏嘘不已。他写了一首孟加拉语诗“天空的蔚蓝/爱上了大地的碧绿/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/唉”,致这对有缘无分的小儿女。

林徽因、泰戈尔、徐志摩

虽与林徽因日日相见,但相爱终是自己的一厢情愿,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颓废和伤感中。他只能与老诗人泰戈尔谈文论艺,以寻求慰藉。泰戈尔亲昵地给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—素思玛,这是一个印度王子的名字;徐志摩则称泰戈尔为“卢比大大”,即“老大哥”的谐趣之称。

刚开始时,泰戈尔旨在促进中印兄弟情谊的旅行进行得十分顺利,然而好景不长,由于价值立场和政治态度的不同,有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思想颇不认同,他们声称泰戈尔这位诗人还“活在旧世界”。此后,全国上下就泰戈尔访华展开了思想大论辩,这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著名的一段公案。

对泰戈尔的攻击深深地刺痛了徐志摩。在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劝说之下,泰戈尔才应允来华。他们致函泰戈尔,声称中国政治稳定,行程定会一帆风顺,中国青年都对他深邃的智慧极为敬仰。但事实是,每逢泰戈尔站在讲坛上时,就会迎来一些激进青年学生的敌意。

徐志摩认为,自己必须为他的印度导师泰戈尔说几句公道话。1924年5月12日,泰戈尔在北京做最后一场讲座。讲座开始前,徐志摩对在座的学生们慷慨陈词,徐志摩告诉学生们,泰戈尔此番访华别无所图,只因为他对中国的热爱:

同学们,听信我的话,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。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。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。他的无边的想象是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(特)曼;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;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;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!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(歌)德;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,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,他的磅礴的大声,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;他的光彩,他的音乐,他的雄伟,使我们想念奥林必(匹)克山顶的大神。

然而,徐志摩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成效。青年学生中质疑、反对泰戈尔的声音越来越刺耳。此次北京演讲之后不久,泰戈尔决定缩短在中国的行程。他在上海发表了告别演说,现场有两千余人倾听。随后,6月29日,他和徐志摩启程去日本做短暂的访问,他们在日本逗留了三周。二人在日本岛国惜别之后,泰戈尔返回了印度,徐志摩回到了中国。

泰戈尔访华期间,是徐志摩精神状态极为复杂的时期。他在幸福和痛苦之间起落不定。他的整个人生,也同样悲喜交加。在此期间,他与泰戈尔同进同出,受到万众瞩目,可谓声名鹊起;除此之外,他和泰戈尔这位印度诗人亦师亦友,从与其的交往中也受益颇多。但是,泰戈尔心怀爱与友情而来,却受到如此恶意的对待,这不能不让徐志摩悲愤难平。由于全力维护泰戈尔,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击。

至于个人生活,徐志摩也同样在幸福和痛苦中挣扎。他终于可以日日陪伴在林徽因左右了,但林徽因对他依旧冷若冰霜。这个“一身诗意”的女子,这个仿佛是爱与美化身的女子,就像苍穹之上的星辰,可望而不可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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